文(wén)/唐穎

 

　　作為日本常用的煎茶道具中(zhōng)的一種，急須其實并非日本“土(tǔ)生土(tǔ)長”的茶器(qì)，它最早應當出現在我國唐代，也就是飲茶之風開始的時候，當時的飲茶方式以煮茶法或煎茶法為主。急須就是用來煮茶的一種茶器(qì)，所以把壺嘴做的很高，以免茶湯溢出；将直柄做成中(zhōng)空，則是便于插入導熱慢的木棒，以免倒茶時燙手。而确有文(wén)字記載的“急須”二字，則是在北宋文(wén)學家黃裳的《龍鳳茶寄照覺禅師(shī)》中(zhōng)：“寄向仙廬引飛瀑，一簇蠅聲急須腹。”對于其中(zhōng)的“急須”二字，黃裳本人自注為“急須，東南之茶器(qì)。”在清人陸心源《宋史翼》中(zhōng)寫道：“黃裳，字冕仲，福建南劍州（明清改為延平府）人……神宗曰：‘此乃狀元也。’擢為第一”後曾留為禮部尚書，其文(wén)化修養造詣自然無須質疑，又是福建人，既然肯定急須為東南茶器(qì)，所言應當不虛。由于宋代之後飲茶方式的改變，煮茶變為點茶，明代之後，中(zhōng)國人飲茶更是以撮泡為主，為煎茶法而制造的急須自然退出了茶器(qì)的行列。但飲茶之風自唐代傳入日本，煎茶法亦随之被日本所繼承，時至今日日本依然有煎茶的習慣，因此急須這種煎茶茶器(qì)也被保留了下(xià)來，其原始形制也被大緻保留至今。

 

 

　　日式茶道具除了以金、鐵制成之外，銀也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一類。實際上，以銀鑄造茶道具的風氣同樣也源自中(zhōng)國唐代。唐代“茶聖”陸羽在《茶經》中(zhōng)寫道：“鍑以生鐵為之，今人有業(yè)冶者所謂急鐵。其鐵以耕刀之趄煉而鑄之……方其耳，以正令也；廣其緣，以務遠(yuǎn)也；長其臍，以守中(zhōng)也。臍長則沸中(zhōng)，沸中(zhōng)則末易揚，末易揚則其味淳也……用銀為之，至潔，但涉于侈麗(lì)。”所謂“鍑”指的是古代的一種大口鍋，在這裡用于煮茶，普遍采用的是生鐵鑄造，但也有用銀來制作，較之鐵更為典雅清潔，隻是過于奢靡。可(kě)見若非銀太過珍貴，銀更适合用以制作茶器(qì)。在之後的曆朝曆代的茶論中(zhōng)，作者們普遍贊同了陸羽的看法。如(rú)宋趙佶的《大觀茶論》：“瓶，瓶宜金銀，小大之制，惟所裁給。”明張源的《張伯淵茶錄》：“茶具：桑苎翁煮茶用銀瓢，謂過于奢侈。後用瓷器(qì)，又不能持久。卒歸于銀。愚意銀者宜貯朱樓華屋，若山齋茅舍，惟用錫瓢，亦無損于香、色、味也。”等等，不一一列出。

 

　　可(kě)見銀制茶道具所受推崇，唯有太過侈麗(lì)一點，讓常人難以消受。但無論如(rú)何侈麗(lì)，也無論是茶瓶（壺）、茶碾亦或茶瓢，銀的确是最适合制作茶道具的材料，因為銀器(qì)精潔，不僅不會損傷茶的色、香、味，又能“清水”，令茶為之生色，除了金之外的諸金屬或瓷石都難以與銀比肩媲美。隻是銀器(qì)之昂貴，“貧賤之士未必能具也”。倘若常人實在用不起銀器(qì)，退而求其次的推薦則是錫制茶道具，所謂“首銀次錫”。但随着之後更多材質的出現和(hé)風行，“時大彬之砂壺，汴梁之湯铫，湘妃竹之茶竈，宜成窯之茶盞，高人詞客，賢士大夫，莫不為之珍重，即唐宋以來，茶具之精，未必有如(rú)斯之雅緻。”銀錫茶道具所受重視也逐漸分散，唯有唐宋時期傳入日本的茶器(qì)風尚，并未受到後世的影響，因而被保留了下(xià)來，這也就是為何至今金、銀、錫鐵制的茶道具更多地來自日本的原因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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